尽管一些平民获得了知识，但由于当时社会依旧以贵族为主，知识渊博的平民依然难以进入政坛，只有极个别的例子才会获得机会。例如，平民出身的子路，就曾被卫国大夫孔悝任用为家臣。

然而，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，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，井田制度的动摇以及各国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，魏国为了生存与发展，率先进行了变法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悝变法。

李悝的变法改革，涉及了两大关键方面：首先，他建立了“武卒”制度，对军队士兵进行考核，并根据军功选拔官员，给寒门子弟提供了通过战功改变命运的机会；其次，废除了世袭制，取消了官员的世袭俸禄，开始按照个人能力来选拔官员，同时向各国广纳人才。经过这些改革，魏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大国。

李悝的变法尽管仍然局限于贵族和中小地主阶层，但它已经是中国古代人事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。魏国之后，其他列国纷纷进行变法，改革措施也逐渐深入。例如，齐国的邹忌通过劝谏齐王，推动了朝廷改革；秦国的商鞅变法则深入到各个领域，尤其在人事选拔上，秦国实施了军功爵制，许多高级官员来自寒门。

正是经过这些人事改革，平民有机会进入政坛，陈胜便在这一背景下喊出了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”的豪言壮语。如果把陈胜放回春秋时代，他是无法做出这样激昂的言论的。

三、汉代察举制的崩溃

虽然战国时期已有重大的改革，选拔官员开始不再完全依据血统，但总体而言，选官制度仍不够完善。到了汉代，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需求，刘邦发布了“求贤诏”，要求各郡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良之士。汉文帝进一步下诏，要求选拔“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者”，并设立了“对策”考试，确定了选拔标准和等级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察举制度逐渐完善，提出了“德才兼备”的原则，并且明确了德才标准，其中德才标准中的“德”应排在“才”之前。

然而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察举制的选拔权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，但选拔名额却十分有限。如果遇到一个强势的皇帝，察举制尚可维持，但在一些情况中，地方官员往往出于私心，举荐自己的亲朋好友，甚至进行权谋勾结，导致官场腐败，门阀世族的垄断。正是这种腐败和私利，使得察举制逐渐走向崩溃。

不过，正如阴阳相生，事物在衰败中往往孕育出新生的力量。公元前132年，察举制度即将崩溃时，汉顺帝采纳了左雄的建议，进行了一次改革，史称“阳嘉新制”。这一改革通过限制选拔年龄、引入考试机制，进一步明确了选拔标准，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。

然而，汉朝的根基已经动摇，尽管短期内阳嘉新制有所成效，但由于世家豪族依旧掌握了大量的政治资源，底层有才之人仍然难以突破阶层，官场依然被世家豪族控制，最终察举制依然无法避免崩溃。

四、魏晋南北朝的选拔制度

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割据，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。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，许多领主意识到，必须进行人事改革，打破世族对官场的垄断。曹操便在此时推出了改革性的《求贤令》，提出“唯才是举”的口号，不问出身、不问家世，只要有才华的人都可以被选用。曹操的这一改革，虽然也强调了人才的德行，但在特殊时期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依旧是才华。

曹操的改革不仅仅是吸引人才，也有着打压士族的意图。因为士族拥有雄厚的财富和强大的政治背景，权力过于集中，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患。然而，曹丕上台后，试图调和士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，采取了陈群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在选官时，既要考虑家世，也要衡量个人的品行和才华。可惜的是，随着“九品中正制”的执行，士族的权力逐渐增强，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篡位的悲剧。

九品中正制主要通过“中正官”对选拔对象进行评定，内容包括家世、个人品行和能力。虽然表面上“家世”只是参考因素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家族背景仍然至关重要。在司马晋朝，这种制度完全被士族控制，寒门子弟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，最终演变为门阀制度的工具。

到了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战乱、皇权加强以及寒门逐渐崛起，门阀士族逐步衰落。直至隋朝，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恢复，隋朝皇帝为了巩固政权，大力打击门阀士族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举制度。科举制摒弃了传统的家族世袭观念，取消了依赖中介人推荐的方式，直接让寒门和士族平等竞争，尽管实际上，具有家族背景的人依然占有一定优势。

结语：科举制的历史源流

科举制度的诞生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历史演进中的必然产物。它的出现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与中国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。从汉代察举制的萌芽，到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演变，再到隋唐科举制的正式确立，科举制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不断改革与发展的结果。这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，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和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和选拔制度，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。这种制度的变迁与发展，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复杂性与深邃性，也让我们认识到，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远远超出了现代人对其的普遍认知和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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